朝阳城市历史脉络与文化谱系 ——朝阳古城址历史文化扫描之一-文化朝阳
曲折蜿蜒的凌河之水，自源头绵延而下，一路穿行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守护着辽西这片广袤的沃土。凌河岸边，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迁徙融合，以智慧浇筑秦砖汉瓦，用一处处充满文明的古城遗址，记载着时光更迭中朝阳的文化印记。近一时期，笔者沿着大小凌河川，探访岸边的古城遗址，在层层凹凸的夯土和遗留的断壁残垣中，我们看到朝阳历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谱系，让我们更加叹服朝阳历史的厚重和深沉的文化魅力。现在，从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辽金元至清代朝阳50个古城址在我们的笔端汇聚，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关注，并对古城址加以庇佑与保护。
城市是人类走出山洞、文明聚集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创造。据考古研究，中国最早的城市产生在6000多年前，5000年前牛河梁红山文化已经进入古国阶段，肯定产生了城市的雏形。见于典籍的城市，也有4000多年。《吕氏春秋》载“夏鲧作城”，可见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太平环宇记·营州》载记“舜筑柳城”。柳城即今朝阳。
锦雉惊飞麦陇春
唐朝诗人罗邺诗云：“长恨往来经此地，每嗟兴废欲沾巾。那堪又向荒城过，锦雉惊飞麦陇春。”乙未年7月7日，我们从朝阳城出发，去踏访北票市康家屯石城址。到大板镇后转东行，在山梁上的路边，远观东面的白石水库，晨雾笼罩中，湖水好似蒙着白纱，呈现着朦胧美。再前行，就到了大板镇下烧锅村康家屯村民组。村头有小桥，河床由南向北直通白石水库，村子就在水库边。康家屯是水库移民安置区，坐落于白石水库右岸半山腰，村子距水库水域不足百米。
穿过村子，往西北走约两千多米，前面是一大片遍布荆棘树丛的野地，我们的到来，惊起两只野鸡向远处飞去。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康家屯石城址---“夏家人”的安居之所。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指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郊区夏家店和药王庙村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上下两层不同类型的古代文化，因此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在40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夏家店文化是由辽西两河（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居住的一个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氏族部落集团创造的。康家屯这座约3500年前的石城址，说明“夏家人”已经开始从小村落发展成为最初的城市。
在杂树野草包围中，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北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家屯石城址2003年4月6日立”。我们披荆斩棘，在古城址中探察。城址中长着一人多高的榆树、柳树、黄荆柴，茂密的野草如一张绿网，时断时续、隐隐约约可见石城残墙，石墙的石板呈浅绿色，有的石块长着青苔。城址中还有一口石砌的水井，井口直径约一米，井下幽深神秘，藏着年代久远的故事。城址北面一直延伸到水库边的悬崖，峭壁下就是大凌河水汇成的白石水库。
康家屯石城址地处大凌河南岸的二级台阶上，北临大凌河。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白石水库基本建设，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这里有丰富的文物堆积，并在1999年至2001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8500平方米。从城址现存的情况看，推测该城呈方形或长方形。共清理挖掘出东、南两面180多米长的城墙和东城门址一处，东、南城壕二段。北部被大凌河冲毁，从城址保存的部分看，东、南城墙残垣轮廓清晰可见。在城西部清理出两期石墙建筑14道、19座规模大小不等的房址台基、5座石穴，在城内东北部清理出3道石墙，1座石穴以及灰坑等遗迹。城墙的营建已经较先进，城市的布局十分合理。出土珍贵文物千余件，可分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四类。陶器有红陶、黑陶和红褐陶，分泥质和泥质夹砂两种，器型有盆、鬲、尊、瓮、豆、盘、壶、杯等，以绳纹、筒形鬲、盘状器为主，黑陶、红陶一般经过轮修，表面磨光，而夹砂红褐陶器器身普遍饰有绳纹，并经抹平。石器有铲、锄、凿等。骨器有针、锥、卜骨器，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纺轮。有青铜刀、卜骨、附加堆纹鬲及大量石器等。特别是在东南城墙外侧和城墙外角用石料砌筑突出的“马蹄形”建筑，酷似后世城墙上的“马面”，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御敌设施。城址中的石筑穴、“石函”等遗迹现象，在以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未曾见过。
这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大规模挖掘的一处保持完整古人类居住的城址，可谓大凌河流域第一城。它的发现对于我国北方早期城址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的城居生活与社会形态等多方面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非常重要的资料。1998年，康家屯古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从康家屯石城址回来许久，还是不能忘却那眼古井。开凿水井，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凌河岸边的人们从临水而居开始走进田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开启了崭新的生活模式与生命进程。
废邑经年埋草莽
明朝初年宰相汪广洋诗云：“废邑经年埋草莽，遗民何处梦桑麻。蝉声呜咽沿堤柳，狼迹纵横匝路沙。”寒蝉凄切的日子，我们踏访水泉城址。站在这片沉埋于地下近四千年之久的城址之上，不禁产生一种穿越感。
水泉遗址位于建平县朱碌科镇刘杖子村水泉村民组东一里处的水泉河东岸台地上，向西约350米为315省道，西南距朱碌科镇约4公里。遗址所处台地相对平坦，北部稍高、南部略低，呈缓坡状。整个遗址范围东西约300米、南北约250米，面积达7.5万平方米。在遗址西南部原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土城一座，堆积高出周围地表4-4.5米左右，形成一个明显的土丘，当地俗称“城子”。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周边村镇农民拉取磷肥土，现已夷为平地。
1977年，省市县文物部门联合对遗址土城区范围内进行了两个年度的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220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房址120座，灰坑窖穴107座。遗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140米，东西长135米，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四周有土筑围墙，墙外是壕沟。墙断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底宽约9米，存高3米。门的位置不明。文化层堆积厚4-4.5米。从下至上有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四种古代文化遗存，充分反映出辽西地区古文化发展序列和时代特征，像古朝阳的DNA，向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人类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谱系。
水泉遗址发现的120座房址，在建筑形式上分为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种，圆形占多数，方形较少。屋内地面抹草拌泥或白灰，土坯砌墙或土筑墙。晚期房址的全是平地起建，用土或土坯筑墙，屋面和墙内壁下部多涂抹一层白灰，个别的还在墙面上绘出彩色几何形图案作装饰。这种情况不仅是居住在水泉这个地方的人们，而且也是当时这个庞大族群在建筑技术上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真实而具体的体现。
遗址中的灰坑和窖穴多在房址附近。窖内除陶器和石器、兽骨外，还有炭化谷粒，经鉴定的粮食品种有粟、稷及蓖麻籽等。粟，即谷子，去壳后称小米，是古代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黍，也是谷物的一种，去壳叫大黄米。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了“黍”这种名称。粟和黍的出现，标志着早在3500年前的夏商之际，朝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农业发展，粮食增多，为家畜的饲养创造了条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猪、狗、牛、羊的骨头，甚至还有当时喂猪用的石槽子。家畜骨头的增多，又为骨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遗址出土了许多骨器和制作骨器时剩下来的废料。当时人们已懂得根据动物骨骼的自然形状和不同部位，按自己的需要制成各种工具。遗址出土的骨器有针、锥、铲、锯、镞等。骨针有大有小，精细小巧，几乎与现代钢针一样，特别精致。
从遗址的器物看，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审美意识，普遍注意了装饰，还把各种色彩绘在陶器上。爱美的妇女常用骨、石、贝壳制作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遗址还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甲骨卜骨。卜骨为猪和牛骨制成，上面密布钻出的圆窝，有的卜骨背面还可见灼痕和裂缝(兆纹)。卜骨的出土，体现了朝阳地区与中原商代精神文化生活的一致性。
为了进一步搞清水泉遗址的文化内涵，2020年至2021年，辽宁大学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由朝阳市考古所、建平县博物馆协作参与，再次对建平县朱碌科镇水泉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并取得了新的重要发现。
这两年发掘的面积达625平方米。通过发掘，确认了遗址的主体堆积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揭露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段城墙墙基及河道防洪护堤设施。
2021年三四月间，考古发掘人员对原土城区进行了大面积的高密度电法物探，作业区域总面积达2.5万余平方米，采用二维平铺方式进行全区域数据采样结合物探数据、历史卫星影像及铲探，确定了城址大致范围和面积，同时发现城外北侧有疑似人工改造天然河道为护城河的迹象。土城址大体呈圆角方形，形制规整，面积近2万平方米，四周有土筑城墙。其中，以北侧城墙保存最为清楚，因其影响庄稼长势，当地群众俗称“旱龙道”，而城址南侧局部已被溪流冲刷坍塌形成断崖。古河道在物探反演图中显现为低电阻的紫色区域，由西北向东南绕城而过与下方的溪流汇合，河道宽窄不一，最窄处位于城址的西北转角处。
城区东北角的发掘显示，这里的堆积尚保留有四层，均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城墙主体坐落在第四层上，墙体为黄土杂黑褐色土分层堆筑，土层由南向北倾斜，外侧墙体向下挖槽落于基岩之上。整个墙基宽约15米，从底部至墙体上部残高0.55-1.7米，墙外有不同阶段修筑的四层石砌护坡，系用20厘米左右的大石块顺坡势平铺在墙外护坡土上。墙内堆积中零星出土有弦断篮纹灰陶片，而不见其他时期遗物，证明该墙体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所建筑。探沟中揭露的河道部分宽20米、深5米（未到底），其内堆积从上到下共分为十层，在靠近河道北岸的第七层堆积面上，发现一道长条形石墙，残长2.7米，宽约0.5米，是用10-20厘米左右的石块垒砌而成，清理时尚保存有二至三层，残高20-30厘米。石墙的顶端及外侧边缘齐整，底层石块较大，上层略小，中部填土并掺杂碎石块。石墙与河岸呈60度夹角，且恰好布设在河流转弯的凹陷一侧，能够很好地起到挡水护堤的作用。经沈阳农业大学水利专家考证，其与现代的丁坝功能颇为相似。
水泉遗址发现的丁坝，根据其特点应属于非浸没式土石混合的下挑短坝。此外，经钻探发现城址西侧外围还有一条壕沟，北端与河道相通，似有人为引河环城的迹象。古河道、堆土城墙、石砌护坡以及对岸的下挑丁坝，构成了水泉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整治河道、防洪护堤的系统工程，这在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不仅丰富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同时也延伸了北方地区构建水利设施的历史。
水泉遗址发现有石磬、卜骨、口簧等文物，更为重要的是，发掘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知最规整的城垣、最宽的城墙，表现出该城址在本区域乃至该文化中具有较高的等级。同时，也明确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结构布局。水泉遗址的发掘，为了解人类早期城市建设与合理利用自然条件提供了宝贵经验。
故邑陈迹草茫茫
元代诗人许有壬词云：“故邑久眢废，陈迹草茫茫。叹人间，才璇室，又阿房。”桀纣玉饰的宫室早已成为传说，大秦阿房宫亦成历史遗迹，只留给后人空吟《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天下第一宫都化为了焦土，何况更久远的普通民宅和城堡呢？
喀左土城子城址，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城子屯西南台地上，西距黄家店村1.5公里。魏塔线铁路从遗址南侧穿过，南与大阳山相望。
2004年《朝阳市志·第三部》载：喀左县土城子城址南北长250米、东西宽200米，城墙系夯筑，夯层7-8厘米，断面略呈梯形，底边宽约5.5米。东面设一瓮门，宽约7米。现高出地面约0.8-1.5米，周围有护壕，宽约20米、深1.5-3米。1961年调查时，城址内南高北低，文化堆积1-1.5米，上层有魏晋时期菱形纹泥质灰陶罐残片，中层有西汉灰陶豆残片，下层有战国泥质灰陶壶和高领弦纹灰陶罐残片等。1979年调查时，曾采集到饕餮纹和鸟纹半瓦当，并征集到过去从城址内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陶壶2件和燕国刀币7枚。在城址东南约150米的黄土坡地上有战国墓群，曾出土过泥质灰陶鼎、豆、壶、盘等冥器。此城当始于战国而终于魏晋。1984年，土城子城址被喀左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12月31日被列为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离第一次遗址调查50年后，一座青铜时代的古城揭开了神秘面纱。
据新华社2015年3月23日报道：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前完成了对朝阳市喀左县土城子遗址的首次发掘，一座距今约3500年的青铜时代古城被发掘出土。
从2014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喀左县土城子遗址进行了近半年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介绍，遗址位于大阳山北坡台地上，东西400米，南北450米。其年代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延续到汉代，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2米以上。在该遗址的东北角，一座古城被发掘出土。经初步考证，其年代距今约3500年。该古城内的人类活动迹象从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文化一直延续到汉代。
考古人员在古城址找到100多处遗迹，包括房址、祭祀坑、升焰式窑址和灰坑等，并伴随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大量文物。其中陶器类型非常丰富，有陶瓮、陶甗、钵、尊等10余种。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全先生说，本次考古发现呈现了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民众居住区的原始风貌，有助于构筑大凌河上游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及年代序列。通过开展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综合研究，深化对大凌河上游地区古代聚落与城址价值的认识，揭示该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17年，考古人员再次对土城子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遗迹单位185个，以灰坑为主，还有少量房址、地面灶、沟等。遗存可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时期遗迹数量较多，是本次发掘的主体。最多的是灰坑，还有少量的房址、灶等。出土有陶盆、甑、壶及石器、骨器和铜器等。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土城子遗址进行了发掘、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和资料整理。这次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78个，房址9座，灶址6个。主体遗存属于东周时期，有少量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喀左县土城子遗址被列入“2018年辽宁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地域强。
古城址是一个地区的世代谱系，记载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演进，记录着时代的衰落与繁荣。在草木与泥土掩埋的古城址中，我们得到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启示或许比书本更具体而深刻。
康家屯城址石墙 张春晓摄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水泉遗址出土石磬
水泉城址城墙分层堆筑
水泉城址河道北侧石砌坝体残基
土城子遗址发掘现场
（来源：朝阳日报）
